本报记者 罗筱晓
为依法打击、有效防范文物犯罪，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引领作用，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，近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。其中一个案例显示，一被告人沉迷盗墓小说内容，漠视文物保护法律法规，自学盗墓技术，效仿盗墓小说情节，起意并纠集多人盗掘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珍贵文物，构成盗掘古墓葬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。
该案中，余某才痴迷盗墓小说，自学盗墓技术，购买盗墓工具。2023年9月下旬及同年11月初，余某才与他人两次商定共同盗掘古墓葬，携带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、吴店镇某村，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、确定古墓葬位置，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、玉饰、铜壶、铜鼎等23件文物。
经鉴定，被盗的两座墓葬均为东周时期古墓葬，位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郭家庙墓群保护范围内，具有重要历史、艺术和科学价值；盗得的铭文铜戈、玉饰、铜壶、铜鼎等23件文物，均为春秋时期文物，其中三级以上文物22件。
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余某才伙同他人盗掘具有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，并盗窃珍贵文物，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。余某才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，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；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，系坦白，自愿认罪认罚，具有从轻处罚情节。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决，余某才犯盗掘古墓葬罪，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，并处罚金。
最高法在发布这一典型案例时指出，盗掘类犯罪系主要的源头性文物犯罪，不仅直接破坏了文物的历史、艺术和科学价值，还会引发倒卖、走私等后续文物犯罪，因此刑法设置了更为严厉的刑罚。余某才到案后虽有坦白、自愿认罪认罚等从宽处罚情节，但犯罪情节严重，法院依法对其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体现了严厉打击、严肃惩处源头性文物犯罪的原则。
最高法提醒，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，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“教科书”。盗墓小说属于文学演绎创作，人物形象、故事情节等均进行了大量夸张、幻想化加工，与现实中法定合规的考古勘探等文物保护工作有着本质区别。行为人擅自进行钻探等探墓行为及挖掘、爆破等盗掘行为的，均可能构成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记者了解到，在此次公布的6件案例中，有3件涉及盗掘类文物犯罪。我国文物资源丰富，古文化遗址、古墓葬、石窟寺、古石刻等文物分布范围广、防护难度大。为此，人民法院坚持重点打击盗掘、盗窃、盗割等源头性犯罪活动，职业化、团伙化文物犯罪活动，以及严重危害文物管理秩序的犯罪活动，依法从重判处刑罚，持续形成强大司法震慑，有效遏制文物犯罪活动。
此外，文物犯罪活动的特殊性，催生文物犯罪专业化分工，逐步形成联系紧密又极为隐蔽的上下游犯罪链条。人民法院坚持“全链条、全过程、全要素”标准，斩断“盗、掘、贩、运、销”的犯罪链条。在“高某林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案”中，相关被告人对出土文物进行违法修复，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对此行为人民法院严格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斩断了后续倒卖、走私等文物犯罪链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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