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11月中旬，日本外务省官员带着一项方案前往北京。如果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不提前回国，日方将考虑采取驱逐措施。不过，这项方案最终没有执行。据日媒2026年11月8日报道，高市早苗在收到中方回应后决定搁置计划。
事情起因是2025年11月7日，高市在国会答辩中将台海局势与日本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联系起来，引发中方明确反对。薛剑随后在社交媒体上作出回应，在日本国内引起争议。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驱逐呼声，高市面临来自支持者的压力，需要对此作出回应。
据日媒披露，方案传话阶段时，日本设想的是一种对等收场：日方驱逐一名中国外交人员，中方也驱逐一名日本外交人员，双方付出相近代价后再设法结束交锋。然而，中方给出的反制警告是：日方驱逐一人，中方将驱逐两人。高市因此决定搁置方案，担心相互报复会使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。
日本能够决定提出什么措施，但无法替中国划定回应尺度。日方按照自己能够接受的损失去推算对方行动，整个方案容易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判断上。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，中方处理相关交涉会考虑事情的性质和影响，日本政客在国内争取多少支持，不构成要求中国限制回应的理由。
支持者欢迎强硬姿态，但未必愿意承担升级后果。首相可以从表态中获得政治收益，政府却必须接着处理人员安排、领事工作和新一轮外交交涉。领事机构承担证件办理、人员求助和地方交流等具体事务，普通人关心的是手续能否顺利办理、遇到困难能否及时求助。这些都需要进入政府的成本计算。
高市决定收手，说明现实后果影响了她的选择。但搁置方案只回答了这次行动没有继续。涉台立场是否修正，还要看她怎样处理引发争端的起点。
这场外交风波并非孤立事件。同期的国内政治中，高市也在面对另一类信任问题。2026年9月17日内阁改组，簗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，关芳弘出任文部科学大臣。公开报道列出的金额显示，簗和生在2018年至2022年未记载政治资金1746万日元，关芳弘为836万日元。两人此前都受到党内处分，重新任用自然需要充分解释。
公众追问的是首相怎样看待这些既有争议，又为什么判断相关人员能够获得信任。关芳弘还因2020年、2024年在议员会馆举办筹款活动受到追问。他解释自己对规定理解不足，至于这种解释能否让人接受，取决于他怎样处理已经发生的问题。
70岁的中司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，带出另一层争议。他曾因枚方市长任内的公共工程谈合案被判有罪。1997年，同样有有罪判决经历的佐藤孝行入阁后，在舆论批评下仅任职12天便辞职。时隔29年，中司宏的任命使政治问责再次成为话题。具备任职资格回答的是制度是否允许，但为什么选中他、如何判断他能承担职责，仍需要首相作出说明。
另一件涉及政府管理责任的事同样引来追问。2026年6月12日公开的情况显示，木原稔秘书官茂木正2025年作为经济产业省工作人员赴大阪出差期间，五次邀请女性进入酒店房间，其中两次共同过夜，一次需要补付的额外住宿费用后来由其私人支付。补款解决的是欠付金额，但出差申报是否准确、住宿规定是否遵守、内部监督是否有效，仍需回答。这类争议不能只挑最容易处理的一项解释，公众需要了解经过和责任，解释越具体，越有机会判断政府是否认真对待规矩。
2026年10月时事通信调查测得，高市内阁支持率为42.4%，自民党支持率为22.1%。11月5日公布的八家媒体调查汇总中，内阁支持率介于42.4%至62.6%。不同调查的结果存在差异，本身也说明民意支持与具体问责可以并存。选民可能支持一项政策，同时反对一项任命，政府需要分别回应其中的理由。
回到驱逐计划。高市收起方案，说明中方清楚传递后果能够影响日方判断。这不是日本单方面能够设定的事情。执行前停下来，反映的正是这个限制。搁置方案只解决了“这次行动没有继续”。至于涉台立场会不会调整，中日关系能不能真正改善，还要看日本接下来怎样对待中方反复讲明的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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